唐杨士勋《春秋谷梁传序?疏》云：“谷梁子名淑，字元始，鲁人。一名赤（按：尚有名喜、嘉、寘、俶之说）。受经于子夏，为经传，故曰《谷梁传》。孙卿传鲁人申公，申公传博士江翁。其后鲁人荣广大善《谷梁》，又传蔡千秋。汉宣帝好《谷梁》，擢千秋为郎，由是《谷梁》之传大行于世。” 一般说来，人们认为《公羊传》、《谷梁传》用隶书写成，都是今文学派的。但《经学概论》却云：“近人崔适《春秋复始》认为《谷梁传》是古文学，且为刘歆之伪作。我认为《谷梁传》决非刘歆所能伪造，此书原为古文，后改成今文。 有人认为《谷梁传》成书于景帝时写定的《公羊传》之后。谓《谷梁传》成于《公羊传》之后，无可争辩；但《谷梁传》并非成书于景帝之后的武帝之时。”

　　“有些学者认为无论公羊高或者谷梁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学生，托名子夏，只借以自重罢了。这一论断，我们认为是比较可信的。”“盖自孔子传授《春秋经》之后，其弟子凭自己所接受到的一些知识并掺和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各自口说流传，弟子再传弟子，辗转口传，至于若干年后才著于竹帛，沿传至今。至于公、谷二传中的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之处，我们认为这也是古书流传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历代传授《春秋》的经师，他们都会受到当时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二传在成书过程中必然会兼收各自在传授中的一些见解和主张。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公羊传》与《谷梁传》，其中就有一些对《春秋经》文解释的不同之处，甚至有些还利用解释《经》文而相互攻击。”（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 点校前言》，第5-7页） 《经学概论》云：“《谷梁传》汉宣帝时立与学官，但东汉以来《谷梁》学不及《左传》与《公羊》二传盛行。汉魏以来治《谷梁》学的有尹更始、唐固、廉信、徐邈等十余家。东晋时，范宁辑汉、魏、晋十余家旧说，撰《谷梁集解》，诸家旧说皆废。唐代杨士勋以范宁《集解》为主，撰《谷梁义疏》。清代以钟文烝《谷梁补注》（全名《春秋谷梁经传补注》）较为详明。”

　　谷梁赤是子夏的学生，子夏晚年居家著书授业，离谷庄颇近。后谷梁学成，封鲁为吏，著书立说。 其直系后人当在曲阜一带。到汉初刘邦祭孔时，申请回原曹国故里棠林坡一带，子孙以衍数万。其说最初只有口说流传，至西汉时才写成《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亦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为今文经学派著作，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体裁与《公羊传》相近，以问答形式解经，侧重传《春秋》之“义理”，持论比《公羊传》平正，是研究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与《左传》、《公羊传》同为解说《春秋》的三传之一。亦称《春秋谷梁传》。旧说鲁人谷梁赤“受经于子夏，为经作传”。实际应是孔门讲习《春秋》的若干代学者集体的论议,整理编著成书的年代不晚于汉初。宣帝时，为之立博士。 　

　　《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 “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东晋范宁搜辑诸家训释著《春秋谷梁传集解》，标榜兼采众说、择善而从，唐人杨士勋又为之作疏,成《春秋谷梁传注疏》。清人钟文蒸有《谷梁补注》，网罗前人遗说，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