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凯字景文,江南华亭(今上海市奉贤区陶宅)人,元朝末年当过小小的府吏,博学有才,写得一手好诗。一次在浙南名士杨维桢座上,有人展示一首《白燕》诗,杨对诗中“珠帘十二”、“玉剪一双”等句十分赞赏,袁凯却说,“诗虽佳,未尽体物之妙”,然后呈上自己的《白燕》诗。读到“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仍未归”等句,“维桢大惊赏,遍示座客。”从此有了“袁白燕”这个美称。
大明洪武三年(1370),袁凯被荐授为御史,成为皇帝的近臣。《明史·文苑》里有袁凯的传略,在短短二百馀字中,除了交代他生平行状外,记述了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第一件属政绩,他看到朱元璋轻易杀戮功臣,便委婉上言:“诸将习兵事,未悉君臣礼,请于都督府延(请)通经阅古之士,令诸武臣赴都堂听讲,庶得保族全身之道。”朱元璋采纳了他用心良苦的建言。
朱元璋坐稳江山后,疑忌心大膨胀,臣属因一句话或几个字而被杀的不少。因为他剃过光头当过和尚,还做过流寇毛贼,忌讳僧、光等字。生和僧同音,则和贼同音,也犯他的大忌。有位官员因在贺表中有“天生圣人,为民作则”而掉了脑袋。他的杀戮滥而且酷,动不动就腰斩、剥皮。明人笔记《北窗琐语》记载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真事:中山王徐达夫人谢氏,“膂力过人,持铁器重百斤”,跟随朱元璋立过战功。因没有文化,即“未悉君臣礼”,在进宫看望亲姐妹般的马皇后时,无意间说了一句“我家不如尔家(阔绰)”的闲话,使朱元璋大不高兴。“枕边之言,中山宁(岂能)不动心乎!”於是安排妙计,召徐达进宫赴宴。席间皇帝亲自为徐达斟酒,同时告诉他:“今日卿免赤族之灾。”徐达哪里知道,夫人在家里已被御林军武士砍了。袁凯无法阻止皇帝滥杀,但可以让功臣不说错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史家不没其功,记上了这一笔。
传略中第二件大事,便是袁凯自己因为一句话而差点丢了老命的经过。“帝虑囚毕,命凯送皇太子覆讯,多所矜减。凯还报,帝问“朕与太子孰是?”凯顿首言:“陛下法之正,东宫心之慈。”以凯老猾,持两端,恶之。凯惧,佯狂告免归。久之以寿终。”朱元璋让懿文太子“练习国事”,“每有大狱,辄付论之”。太子也嫌老子太狠,常想减刑。要让监察御史袁凯来评判孰是孰非,这显然是很难置词的。平心而论,袁凯的回答十分得体。可是,朱元璋认为他“老猾持两端”,祸从天降。
两端,也叫两可说,即春秋时郑人邓析创立的一种辩术,《晋书》说它“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淮南子》说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数难子产之政”。其实例是,有个富户在淆水中溺死了,捞得尸体的人“求金甚多”。双方僵持着,都去请教邓析。邓对死者家属说:“等着,别人家是不会买的。”对捞尸者说:“等着,别地方他是买不到的。”朱元璋认为袁凯用“两可论”来应付他,捉弄他,显然是欲加之罪……正史十分简单,“凯惧,佯狂告免归,久之以寿终。”这十二个字,袁凯的后半生冤深如海,命悬似丝。明代吴郡文人徐祯卿《剪胜野闻》、祝允明《野记》和杨仪《明良记》,都或简或详地记述了诗人艰难屈辱的后半生。华亭学者陆深,本乡本上加上本朝本代,所以他的《金台纪问》最翔实而具体。“太祖怒,下之狱”。三天后又放了他,仍让他当御史,每天临朝,朱元璋就指着他说:“是持两端者!”在这种情况下,袁凯不得不在上朝过金水桥时装疯,“仆地不起”。朱元璋说:“风疾当不仁。”让人用木匠钻扎他身体,“凯忍死不为动”。这样,朱元璋才放他回老家。一回到华亭,袁凯“铁索锁项,自毁形骸”。朱元璋仍不放心,说“东海走却大鳗鲡”,派人到华亭宣旨,“起为本郡儒学教授”。袁凯“瞠目视使者,唱《月儿高》曲”。使者还报说真疯了。朱元璋仍然不信,又派特务跟踪观察。於是,袁凯“使家人以炒面搅砂糖,从竹筒出之,状类猪犬下,潜布於篱根水涯”,然后“匍匐往取食之”。这样,朱元璋才相信他真的疯了,才换得“以寿终”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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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凯的诗作,言及现实其少,只于个别篇内有隐晦、曲折的表露。其成功之作多为抒发个人情怀,描述旅人思乡之篇。“落叶萧萧江水长,故园归路更茫茫;一声新燕三更雨,何处行人不断肠”(《客中夜坐》),远离故土的幽情思绪尽出,情真意切。此类佳品尚有《京师得家书》、《淮西夜坐》等。《客中除夕》中“戎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一杯椒叶酒,未敌泪千行”,则以飘泊异乡的旅人身份来写战乱之苦。袁凯诗古体学魏晋,近体师杜甫,但并不囿于古人,有自己意境。古风《从军行》、《杨白花》等古朴激越,余韵悠然。律诗《采石春望》、《京师归至丹阳逢侯生大醉》及七绝《淮东逢张十二信》等,都有杜诗浑厚深沉、真挚含蓄之风“流出肺腑,卓尔自立”。何景明等推袁凯为明初诗人之冠。
袁凯著有《海叟集》4卷,附“集外诗”1卷。此集为明弘治间,陆深得旧刻不全本,与何景明、李梦阳更相删定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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