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大诗人苏轼由惠州（今属广东省）贬所再贬儋州（治所在今广东儋县西北，辖境在今海南省西部地区），时已64岁，且病魔缠身，正处于“食无肉，居无室，病无药，出无友”的困境。此年岁末，作《纵笔三首》。

　　这首诗描写诗人处境的寂寞。组诗的前一首从寂寞写到热闹，这一首则从热闹写到寂寞。起二句说诗人出门时，有许多“父老”围着看他。他此时虽然像隐者、普通书生那样戴着“乌角巾”，但“父老”们知道他是一个曾经做过“宰官”的不平常人。角巾是隐士们喜戴的头巾，屡见于《晋书》记载。乌是黑色，杜甫《南邻》诗有“锦里先生乌角巾”之句。“现宰官身”，语出《法华经》，宰官，泛指官吏，用典无痕。苏轼虽然在政治上屡遭打击，屡受贬谪，但他才名极大，贬谪时经常有人欢迎他。他在黄州时如此，在惠州时也是如此，他诗中就有“到处聚观香案吏”、“父老相携迎此翁”之句。在儋州，“父老争观”，不只是“曾现宰言身”之故，而是他的文章、气节之名，也略传到海南中来。父老的亲近足以自豪，但诗人说“缘”（因为）的是“宰官身”，又足自悲。这二句写的是热闹中的寂寞，自豪中的悲凉。后二句专写寂寞，弥见悲凉。一阵的热闹过去之后，“路人”少到可“数”，环境的荒僻寂寞可知。诗人闲着无事在“数”这些“路人”，加以“斜旧”、“古路”，只身“独立”，显得悲凉之至。但诗句只写物象，不着议论，不抒情感，不露“寂寞”与“悲凉”的字样，而寂寞与悲凉自在物象中见出。一个才高一世，在文坛、政坛都能大显身手的苏轼，落到这种境地，就其自身来说，是不幸，就国家来说，又是十分不公平。但诗人却不自嗟叹，而用自我欣赏、自我回味的心境来对待它。他的旷达胸怀盖着内心的不平，但这种旷达只会把不平保持得更深微、更长久。这首诗的成功之处，就是能用恬淡的笔触，不露痕迹地来反映悲凉情境，蕴蓄着身世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平，高情远韵，余味悠然，而客观上却会引起读者极大的同情和为之产生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