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八月。据《旧唐书·王维传》：“禄山陷两京，玄宗出幸，维扈从不及，为贼所得。维服药取痢伪称瘖病。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维）置洛阳，拘于普施寺（普施寺当为菩提寺之误），迫以伪署。”又据载，“天宝末，群贼陷两京，大掠文武朝臣及黄门宫嫔乐工骑士，每获数百人，以兵仗严卫，送于洛阳。……禄山尤致意乐工，求访颇切，于旬日获梨园弟子数百人。群贼因相与大会干凝碧池……乐既作，梨园旧人不觉戏欷，相对泣下，群逆皆露刃持满以胁之，而悲不能已。有乐工雷海清者，投乐器于地，西向恸哭，逆党乃缚海清于戏马殿，支解以示众，闻之者莫不伤痛。”（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此时，王维被拘禁在菩提寺，好友裴迪来探望，谈及此事，王维听了悲痛万分，于是，作五绝、七绝各一首，此为其一。

　　此诗逐层描写国破之哀，是动乱时代的实录。全诗以低沉呜咽的语调倾诉其不幸又无奈的心境，充满悲愤与哀痛之情。

　　首句哀民生凋敝，宫室遭难，满目烟尘。

　　第二句哀盛世之不再，天子蒙难，百官流离，仓皇失主，诗人忘不了那刚刚逝去的“盛唐气象”，那安宁富足的开元盛世。但盛世不会再来了，诗人对崇高美的景仰中混和着感伤。这不仅是对一个李姓王朝的眷念，也是对历史上曾有过的高度文明的留恋，是对一个文化断层的悲悼。

　　第三句哀宫室之荒芜：唐代宫中多植槐树，如今，人去楼空，玉阶蒙尘，秋风瑟瑟，百树凋零，一派冷冷清清的凄凉景象。前三句写不幸，第四句则笔触一转，写乱贼之“庆幸”，他们狂妄自得，宴饮庆祝，在人民的泪光和诅咒中寻欢作乐，字里行间充满了悲愤与哀痛。

　　这首诗是动乱时代的实录，苦难心灵的低吟。诗人天性软弱且又陷身贼中，因此诗作没有采取激烈的语词来大胆指斥叛贼，而是以低沉的语调倾诉了一种哀其不幸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辣味不足，温婉有余。

　　此诗充溢着亡国的悲痛和思念朝廷之情。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唐军收复两京，肃宗自凤翔还长安，凡作过伪官的，都以六等定罪，而王维则因为这首“凝碧池”诗得到过肃宗的嘉许；又加上弟弟王缙平乱有功，请求削官为兄赎罪，得到特别宽恕。由此可见此诗在当时影响之大。

　　这首诗写于公元756年王维被安禄山叛军软禁在洛阳寺庙时期。一日，安禄山在凝碧池上设宴，胁迫梨园乐工演奏音乐，乐工相对泪下。著名乐工雷海青摔碎乐器拒演，被叛军肢解于试马殿。友人裴迪前来探望王维，并告之此事，王维听罢悲愤交加，随口吟成此诗。诗歌通过描写安禄山作乱、都城沦陷的凄凉景象，表达自己的亡国之痛和悲悼感慨。王鏊《震泽长语》曰：“‘凝碧池头奏管弦’，不言亡国，而亡国之意溢于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