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

　　在《楚辞》中，《招魂》是一篇独具特色的作品。它是模仿民间招魂的习俗写成的。其中却又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关于《招魂》的作者，历来存在着争论。东汉王逸《楚辞章句》称《招魂》作者是宋玉，因哀怜屈原“魂魄放佚”，因作以招其生魂“《招魂》者宋玉之作也。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宋玉哀怜屈原，忠而见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其复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但西汉中，司马迁作《史记》，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将《招魂》与《离骚》、《天问》、《哀郢》并列，并说读了这些作品，而“悲其(指屈原)志”，明显将《招魂》定为屈原作品。后世读《楚辞》，多用王逸注，故注本、诗词中每从其说。明代黄文焕始反对王逸之说。清林云铭亦辩之并提出两大疑点。林氏之说出后，蒋骥亦赞其说，陈本礼亦然。近代梁启超，游国恩亦皆认为是屈原所作。近世以来，研究者重视司马迁的提示，多主张《招魂》为屈原所作。但又分别有招楚怀王魂和屈原自招两种说法。同样主张屈原招怀王魂的，又有招生魂或死魂的两说。说法如此分歧，所举证据也很纷繁。简而言之，我赞成屈原招楚怀王死魂一说。理由如下：第一，篇中所写奢侈享受，非楚王莫属。尤其像“九侯淑女，多迅众些”，娶一国之女，其他诸侯送女作媵妾从嫁，这必是像楚王这样的身份，才能拥有。第二，文献所载，上天所辅必是帝、王，而非臣民。“有人在下，我欲辅之”必是指楚王(陈子展说)。第三，乱曰之后写打猎，既提到“汩吾南征”，又提到“与王趋梦”、“君王亲发”，明是作者回忆与楚王狩猎情形。最后并深情呼唤“魂兮归来，哀江南”，这只可能是屈原来招楚怀王之魂。

　　《招魂》的形式主要来自民间。古人迷信，以为人有会离开躯体的灵魂，人生病或死亡，灵魂离开了，就要举行招魂仪式，呼唤灵魂归来。在许多民族残留的原始歌谣中，都有招魂歌谣。内容一般都是告诫灵魂不要到上下四方去，而应赶快回到家里来。为此目的，自然要讲讲上下四方的可怖，家中的安乐。后来规范为礼仪。如《礼记·礼运》所载“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嗥)某复’”，其仪式是由小臣举死者衣，登上屋顶，向上下四方呼号，招唤灵魂。作为礼仪，已非原始信仰，而是“尽爱之道也，有祷祠之心焉”。古老的迷信演变为一种风俗。杜甫《彭衙行》云“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远方来客，历经艰险，剪纸为其压惊、招魂。这倒是颇具人情味的风俗。民间一直流传有叫魂的迷信，曹禺《原野》中，曾借用来营造黑松林中的凄厉气氛，这也是古代招魂仪式的遗存。屈原写作《招魂》，就是模仿民间的创作，“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呼唤楚怀王的灵魂回到楚国来。

　　《招魂》当作于公元前296年，即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受秦欺骗，入武关而被拘于秦，逃跑不成，怨愤而死。顷襄王三年，秦欲与楚修好，归怀王丧，“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楚人同情怀王这个昏君，除敌忾之心外，还因怀王囚秦时，不肯割地屈服，总算有些骨气。对比只想苟安的顷襄王，自易引起人们的怀念。屈原曾受怀王信用，后来被谗见疏，但总希望怀王有所觉悟。怀王一死，楚国又面临亲秦、拒秦的斗争。屈原写作《招魂》，即认同楚人“如悲亲戚”之情，其中自然就包含了对秦的敌忾之心。

　　《招魂》的结构是：一、序引，二、招魂辞，三、乱辞，总共三个部分。招魂辞中又分为“外陈四方之恶”与“内崇楚国之美”两大部分。一般招魂辞是没有序引和乱辞的。而且招魂辞每句结束都有“些”字，据旧注读苏贺切，其音与今湘南民歌尾音“啰”相近。而序引、乱辞语气词都用“兮”字，与《离骚》、《九章》等篇相同。由此可见，托为巫阳的招魂辞，主要遵从招魂的习俗要求，而序引和乱辞，则更显示出屈原的主体色彩。以下即依《招魂》的结构，略作鉴赏性介绍。

　　序引一开头，便有作者出现，自“朕幼清以廉洁兮”至“长离殃而愁苦”，当是屈原自叙。屈原从来是以清廉、服义自许的。只是因楚王受到蒙蔽，不能“考此盛德”，而使他遭受不幸而忧愁痛苦。在这几句之后，忽然说到“帝告巫阳日：‘有人在下……’”，这就使人容易错会为上帝令巫阳为之招魂的，就是这位“长离殃而愁苦”之人，也就是屈原自己。于是主张“招怀王魂说”者，一般也将前四句解为称说怀王之词。然而既有“朕”字自称(如《离骚》)，形容又不相当。这确是一个难题。闻一多曾怀疑，开头四句，本非《招魂》所有，是错简于此。我想，如果说其下有脱简，也未始不可能。假设加上“上往而不返兮，朕冤结将谁诉”之类的句子，就自然过渡到招魂的事了。“帝告巫阳曰”以下几句是对话形式，表示出招魂的迫切性。实已暗示怀王已死，灵魂招来也不能复用。这几句有多种断句法，但大意都是：帝命巫阳下招——巫阳推辞——巫阳受命下招。这三层意思是大家公认的。

　　作为《招魂》主干的是巫阳的招辞。招辞的第一部分写东、南、西、北、天上、地下的可畏可怖。这里取用了许多神话材料，写得诡异莫测。神话的瑰奇本是具有现实基础的，联系这种基础，可知想像的合理性；神话又是经过幻想加工改造的，赋予了令人眩目的奇幻色彩，更能激发起人们的审美兴味。《招魂》正是如此，如写到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古代神话有十日并出烤焦大地的故事，作者用来形容东方的危险，便十分巧妙。又如写到西方，沙漠无边，不生五谷，无水可饮，又有赤蚁、玄蜂等毒虫，使人无法生存。这种种描写相当准确，使人惊叹作者具有相当丰富的地理知识，夸张的描写并未脱离现实基础。又如写到天上、地下，都有残忍无比的怪物据守着。保存了原始神话中的神秘性和原始性的特点。

　　招魂辞的第二部分，是写郢都修门之内的豪华生活。作为前一部分的强烈对照，这一部分基本写实。从2002年对许多楚墓的发掘，完全可以证实其写实性。这一部分展示了故居的宫室、美女、饮食、歌舞、游戏之盛，描写了那种无日无夜的享乐生活。作者的描写是具体生动的。如写宫室园圃，既总写了建筑的外观、布局，池苑风物，又详写室内的装饰、布置，以及处于其间的人的活动——主要是美女的活动。又如写饮食，多种多样的主食、菜肴、饮料一一列举，且加形容：“臑若芳”、“酎清凉”、“厉而不爽”，让人感到的确是美味佳肴。文章中时时点染以人的活动、感受，更为传神。如写饮食、歌舞之余，“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陈组缨，班其相纷些”；写赌博的场面“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将那种不顾礼仪、忘乎所以的情形，那种捋袖揎拳，呼五喝六的神态，穷形尽相地描绘了出来。写得最精彩的，要数对美人和风物的刻画。如写美女说：“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嬉光眇视，目曾波些。”写人着力写眼睛，是《诗经》已开始了，《硕人》便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句，而这里则发展为写挑逗的目光，流动的眼波，更为巧妙生动。整个的美人醉态，犹之一副“贵妃醉酒”图。又如写到苑中之景，说：“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氾崇兰些。”溪流蜿蜒，汩汩有声，微风挟着阳光，摇动着香草，泛起阵阵清香。“光风”二字语简义丰，形容极为准确。这两句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名句。

　　客观叙述，一般不着作者主观色彩。然其中所写醉酒后的种种失态，客观上是有批评性的。那些描写多切合楚王身份。“归来反故室，敬而无妨些”一句，强调归来仍受尊敬而无妨害，应是针对楚怀王可能具有的愧悔心情的。

　　《招魂》的最后部分“乱曰”一段，是全篇的结束语。“乱曰”主要写打猎。在《招魂》影响下的汉大赋，打猎是描写的主要内容。这里却归入了乱辞，原因是这与巫阳招魂辞无关，而是作者自身的活动。这里屈原又以第一人称出现，叙其在南征途中，回忆起参加怀王狩猎的情况。云梦一带是楚国著名的猎场，面积极广，汉赋对云梦之猎有很精彩的描写。而这里并未多写狩猎过程，只写了开始时的壮丽场景，“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实际狩猎只有“君王亲发兮惮青兕”这一句。《吕氏春秋·至忠篇》载有楚王射中随兕的故事：据楚国《故记》说，杀随兕者不到三月必死，楚王射中随兕，申公子培出于忠心，夺归己有，果然代王而死。有这种传说作为依据，“君王亲发兮惮青兕”其实表现了屈原曾经对楚怀王的安危十分关心，也就是“系心怀王，不忘欲反”的意思。然而怀王终于“客死于秦”不得归楚了。诗人最后以“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样极其凄婉的诗句，结束了这一篇千古绝唱。而这结尾几句，堪称《楚辞》中最著名的情景交融片段之一，绝不亚于《九歌·湘夫人》开头“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等名句。它对后世的影响甚大，如果说宋玉《九辩》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送将归”数语是中国古典文学悲秋传统的滥觞，那么不妨说《招魂》末尾的这几句是中国古典文学伤春传统的滥觞。后世如北朝庾信的《哀江南赋》，题目即取自“魂兮归来哀江南”句，感伤时事，眷怀故国，精神亦与楚辞屈赋相仿佛，其深受《招魂》影响固不待言；即如唐司空曙《送郑明府贬岭南》“青枫江色晚，楚客独伤春”二句，虽所感限于身世之悲，其意象又何尝不是脱胎于《招魂》的乱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