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兵临临安城下。文天祥挺身而出，出使元营谈判。成功说服敌方撤军。元军扣留了文天祥，并于二月九日押解北上。二月二十九日夜，文天祥一行在镇江逃脱。他把患难之中所写的诗编成《指南录》，写有自序，每首诗前，多有小序，故该文称后序。

　　《指南录》是文天祥写从被扣元营到返回温州的战斗经历的—部诗集。本文是他为诗集写的后序，叙述出使元军、被驱北行、中途逃脱、辗转回到永嘉的艰险遭遇，表现了作者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

　　本文的语言十分讲究。从句法上看，骈散结合、灵活多变；从词法上看，大量同义动词的运用和“死”字的22次重复出现，准确地表现了作者颠沛流离的艰辛和遭遇困厄的苦况。

　　结合叙述进行抒情、议论是本文的特点。如先写他临危受命，时“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再写他被迫北上，本应自杀，因“将以有为”，才“隐忍以行”；然后写他逃出敌营，奔走救国，历尽艰险的悲惨遭遇。以叙为主，富情于叙；随后以抒情为主结合叙事，又间断插入议论，使叙事、抒情、议论浑然一体，表现了作者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和面对山河破碎的亡国之痛。

　　南宋末年，激烈的民族矛盾激发了许多人的爱国感情，写出了一些爱国主义的作品。本文就是这样的作品。它记叙了作者出使元营与敌抗争的情况及脱逃南归的艰险经历，表达了作者坚强不屈的民族气节和万死不辞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和《指南录》中的一些诗为人们广泛传诵，多少年来成为许多爱国志士坚持斗争的思想武器。

　　全文共6个自然段，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1～4段）自叙出使元营所遭遇的种种磨难。
　　其中1～3段重在记叙，第4段以抒情为主。
　　第1自然段中，先讲自己是在“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的严重形势下出使北营的。再讲自己当时的心情是：“不得爱身”，即已抱定了为国捐躯的决心。其意图是：一方面“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另一方面是“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
　　第2自然段中至北营大致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至北营……北亦未敢遽轻吾国。”第二阶段是“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不得归矣。”第三阶段是“未几……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最后讲本来是“分当引决”的，但仍“隐忍以行”是为了“将以有为也”。
　　第3自然段写北行路中得脱的行程。又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至京口……中兴机会，庶几在此”，写得脱后的喜悦。
　　第二层，“留二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写受误会后的困境。
　　第三层，“已而得舟，……以至于永嘉。”写得舟后急于南下的急迫心情。
　　第4自然段，以抒情为主，表明爱国、忧国的心志。又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此句引出“及于死”的危难，总起下文。
　　第二层，“诋大酋当死；……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共用17个排比句。情感真挚，气势磅礴，再现了文天祥此次北行历经的磨难。
　　第三层，“呜呼！……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把思想感情向前推进，进一步抒发了出生入死而国事难为的伤痛。
第二部分（5—6段），说明写作情况和结集目的，题名。
　　这部分告诉我们文天祥是“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至）“今存其本不忍废”而得以保存。文天祥将诗结成集目的是“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本文的艺术特色，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记叙、说明、抒情相结合。
　　就全篇看，第一部分（1—3自然段）侧重记叙，第三部分（5—6自然段）以说明为主，第二部分则突出抒情。事实上三者往往融为一体，很难截然分开，而三者结合的方式又不一样。有的在记叙的基础上抒情。如第二自然段记叙“初至北营”“予羁縻不得还”及“被驱北往”三个阶段不同形式的斗争之后，接着写“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这两句反映了作者矛盾的心情：既想以一死报国，又想以有生之年继续求救国之策。“昔人云：‘将以有为也’”一句，包含的思想感情尤为复杂：有对含笑就义的“昔人”南霁云的缅怀，有对自己的策励，有中兴宋王朝的热望，也有为此而忍辱含垢的沉痛，并且说明了“隐忍以行”的原因。有时在叙事的前后，都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句直接抒情。如第二部分开头的“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结尾的“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等，都直接抒发了百感交集的情思。而这种情思又是因追忆南奔途中“非人世所堪”的艰险遭遇引发出来的。中间记叙的种种面临死地的情景，是这种情思赖以产生的基础。两者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有时将感情融入叙事。如第三自然段的“得间，奔真州，……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这几句，记叙的是当时由中兴有望到无可投奔的处境，同时反映出作者由兴奋而悲愤的急剧变化的感情。

二、语言丰富多彩
　　1．句式多变。全篇以散行为主，适当运用了排比与对偶。如第二部分，除了开头结尾为散行句，中间连用了18个排比句，每句长短不一，有五字的，六字的，最长的22字，各句的结构也不相同，但每一句都勾勒出一幅场景，反映一番斗争，倾注作者一捧血泪，将“层见错出”的危恶境界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且生动地表达出作者“痛定思痛”时复杂而强烈的感情。第三自然段的“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革行露宿，日与北骑出没于长淮间”，其中第二、三两句为对偶，第四句虽属散行，但又当句成对，配上前面另一个三字句，后面一个长句，使句式错落有致，既适应了表达内容的需要，又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

　　2．用词准确多样，特别是动词。篇中表行踪的动词，共用了约20个，其中有表离开某地的，如“去（京口）”；有表前往某地的，如“如（扬州）”，“（夜）趋（高邮）”；有表到达某地的，如“至（海陵）”，“来（三山）”；有表经由某处的，如“过（瓜州扬子桥）”，“道（海安、如皋）”“历（吴门毗陵）”；有表现地理条件、交通工具特点的，如“渡（长江）”，“涉（鲸波）”。即是同一个“行”字，具体含义也有区别：有表“走一趟”之意的，如“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的“行”；有表“前往”之意的，如“予以资政殿学士行”的“行”；有表“航行”之意的，如“行城子河”的“行”。再如“出入（乱尸中）”、“（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等，不仅表明行踪，还反映了环境的险恶，表现了作者一行为逃出险境的用心之苦。特别是“奔真州”的“奔”字，具有多种表意作用：表现了作者一行的行色匆遽，反映了情况的危急，而作者因逃出魔掌而产生的脱网之鱼的喜悦与担心元军追捕而不无惊弓之鸟的余悸，以及由这种忧喜交织而产生的忐忑不安的心情，也都可以从中领会得出。